遵义会议如何逆天改命？（三）
三 毛泽东
1935年，42岁的毛泽东刚好走到生命的中点。
这个时间点往往是人生的转折。历史上有许多风云人物，前半生辉煌壮丽，但是在接近中点时却不断遭遇打击。其中大多数人会被完全摧毁，从此颓丧不堪。似乎存在着一种宿命的妖怪，就埋伏在人生的中途，张开大口要将每一个心怀大志的人通通吞噬。
毛泽东在此时同样被命运重点照顾，一个比一个更凶险的劫难向他袭来。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渡过天劫，最终成就伟大不凡的人生。
他遭受了什么样的劫难？又是如何渡过的？这一切需要从头说起。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大肆屠杀。但共产党不是地里的庄稼，不会待在原地等着他来砍瓜切菜。换了当家人以后，中共迅速决定拿起武器跟他拼了！
但是问题来了，搞军事斗争一直都不是共产党的强项。以前他们把国民党的毛病看得很明白，是只搞军事不发动群众，现在猛然发现自己走入另一个极端：只发动群众，没人搞军事。
没有搞过也得搞了，而且为了提高成功率，先后发起了多次武装起义。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就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应该是党内经历最完整的人。他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唯一没做过的就是军事工作。多年以后，他回忆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
时势逼出了英雄，恰恰是军事工作为他开辟了新的天地：
打长沙失利，放弃原定的占领中心城市计划，他把队伍拉上井冈山，闯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带领红军展开游击战、运动战，找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法宝；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避免红军成为流寇，越战越强越打越大……
很难想象一个从没打过仗的人，不光在极短的时间内学会了打仗，还建立如此之多的开创之功。这时的毛泽东，终于找到了投身革命以来最佳的状态，进入了前半生最高光的时期。
但是，劫难随之开始。总共有三劫。
第一劫，刘安恭的挑战。
1929年，留学苏联红军高级射击学校的刘安恭结业回国，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来到了苏区。
这样一位带着先进军事经验的人才，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都非常欢迎。在毛泽东建议下，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军委，由刘安恭任书记，同时毛泽东将自己担任的军政治部主任也让给了他。
可是刘安恭一开始工作，立马让毛泽东明白：来者不善！
刘安恭在会上亮出了自己的主张：“红四军的规章制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上都没有记载，一个字都对不上号。都是你们自己搞的，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应该废除。”
毛泽东忍不住和他争论：苏联红军的经验要学习，但不是盲目学，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刘安恭直接回怼：“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信仰，马克思列宁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
很明显，刘安恭是打定照搬苏联教条的主意来的，他根本看不上毛泽东从实践中得出的治军成果。
而且他是个实干派，既然看不上就要动手推翻。他不浪费时间斗嘴，开始不断地在军内串连，要把碍事的毛泽东赶走。
我们作为后人看这段历史，是开了上帝视角，知道最终谁对谁错。但是在当时的干部们看来，刘安恭身上带着苏联光环，而且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又与大家打成一片，很有个人魅力。通过一段时间相处，不少人接受了他的观点。
而毛泽东一直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有的军队领导原来就认为他管得太多、手伸得太长，心里憋着气，但大家都还保持着水面的平静。而当放进来一条鲶鱼到处乱钻以后，积累的矛盾被挨个引爆，这个池子就开始热闹了。
爆发的顶点就在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改选了党的前敌委员会，由中央指定的毛泽东落选书记，陈毅成为接替者。在红四军七大《决议案》中，还列举了毛泽东七条错误，并给他严重警告处分。
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在这期间，一直身体强健的他染上了疟疾。
一时之间，毛泽东在精神与身体上遭受双重打击，一度病得非常严重。消息传出以后，国民党趁机造谣说他已经病死。而实际上毛泽东一直休养到11月下旬，才总算从鬼门关转了回来。
而在此时，事情出现了转机。
8月底，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如实地汇报了双方的观点冲突，并表达了对刘安恭做法的反对。
当时中央是由周恩来实际负责，他认真地分析了双方的观点，做出了支持毛泽东的决定。在9月底，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写了一封指示信，由陈毅带回，称为“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促成了12月红四军九大的召开。大会重新选举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确立了毛泽东主张的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
这一劫，因为有陈毅与周恩来关键性的支持，毛泽东还是比较轻松地渡过了。但是，稍加分析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的凶险。
刘安恭是5月到的，6月下旬毛泽东在投票中落选。短短一个多月就让作为红军创建者的毛泽东败下阵来。这并不是刘安恭本人能力有多强，而是他所代表的苏联经验号召力强大。毛泽东坚持走自己道路，必然会不断面对苏联经验的挑战。
之前毛泽东因为坚持自己观点，遭受过中央多次批评，甚至因误传而被开除过党籍。但那时的批评主要是在具体的作战目标层面。而刘安恭带来的挑战，则是对他的思想方法的彻底否定。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了。
刘安恭在10月的一场战斗中牺牲。客观而言，如果他继续在红四军，毛泽东的工作很难顺利开展。
渡过这次危机之后，毛泽东领导红军进入一段快速发展期，根据地不断扩大，并接连打败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
似乎，刘安恭的影响已经消失。其实，这才刚刚开始。
第二劫，从赣南会议到宁都会议。
1931年年初，米夫开了一次大会和一次小会就将王明送上了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中央由留苏派完全主导，开始在各项工作中推行其“左”倾路线。
而在当时的中央看来，中央苏区是最难啃的骨头，因为毛泽东一直顶着不执行中央指示。为了加强对苏区的领导，中央分批派出许多核心干部进入苏区。分别是：
1月，项英到达，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
4月，任弼时、王稼祥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
12月，周恩来到达，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这些中央来的同志有一个相同点：当他们在上海时，都认为前面派去苏区的同志意志不坚定，没有按中央要求把老毛搞定。而等到自己来了苏区，与毛泽东一碰面，却都是频频点头：有道理，索得斯内，不，很哈拉少，看来真的只能这么办。
说到底，这些中央来的领导，不管各自的经历与背景如何，都是务实做事的人。真正到了苏区，无论是打仗还是搞土改，毛泽东的办法就是管用！
但是，当博古在9月成为临时中央总负责以后，这个年轻人不讲武德，很快啊，就给苏区中央局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10月20日前后，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严厉批评，要求在即将召开的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切实转变为国际路线，责成“党大会应根据这一指示原则进行工作，成立决议案，交中央批准，并告讨论经过”。
整个局面急转直下，就不是苏区中央局能够Hold住的了。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苏区一大（即赣南会议）在11月1日召开。这次大会把毛泽东在思想、土改、军事等方面的主张全面进行否定，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游击主义的传统"。
会议通过的决议最后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其实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而在组织上，会议按照临时中央的指示，将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外，转而担任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的火力还不算太猛，留有余地，但是定了调开了头，撕开了口子中午就得补上，否则早晚要越扯越大。
会后，虽然毛泽东转做政府工作，但是很快又不得不把他召回参与军事行动。
这是因为，临时中央要求占领中心城市，苏区中央局为红一方面军定下的目标是打赣州，并且计划把赣州拿下以后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这计划太美好了，让大家普遍心动，当时只有毛泽东表示了反对。但是，有临时中央的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被抛到了一边。
果然，打赣州失利。苏区中央局不得不听从毛泽东的建议，由他带领一路分兵（称为东路军）转头就去打下了漳州。
像之前的无数次事实证明的一样，苏区的同志们觉得：还是毛泽东正确。
但是，临时中央根本不要你们觉得，而要我觉得。
1932年4月，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汇报工作，受到了中央领导的热烈招待。
指责排山倒海而来。他们对赣南会议的结果非常不满，认为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远远不够，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的路线高度。他们发文严厉斥责苏区中央局，强令进行改正。项英顶着满头包返回了中央苏区。
之后，虽然毛泽东带回了攻打漳州的重大战果，周恩来也努力进行维护，但是苏区中央局依然加大了对毛泽东的批判，同时与他在讨论红军指挥权以及下一步作战目标上爆发了激烈的争执。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了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会上，中央局领导突然亮出了一封临时中央的指示信。
这封信是中央在7月21日发出的《中央给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全文约一万三千多字，针对性很强，火药味非常浓。
会议主题由此急转，成了对毛泽东的批判会。
面对中央的直接批评，毛泽东彻底失去反击可能。虽然周恩来试图找出妥协的办法，甚至留苏派的王稼祥也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但最终的结果是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并批准其脱离军队前往后方养病。
毛泽东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离开军队，竟然会有整整两年之久！
其实，毛泽东这次的失败，在上一次斗争中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上一次是因为有陈毅挺身相助，而在中央也有周恩来做公正的裁判。而这一次，他真正的对手，实际就是临时中央。
临时中央的思路与刘安恭一脉相承，对毛泽东在山沟里手搓的马克思主义不屑一顾，他们要的是原原本本的苏联模式。当对手是这种观点时，即使只有一个刘安恭就已经让毛泽东非常被动，而这次换成身处中央的博古等人，当他们使出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时，毛泽东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他认输了。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
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更大的劫难还在后头。
第三劫，罗明路线剑锋所指
无论是赣南会议还是宁都会议，毛泽东始终认为对自己的批判是错误的。为此，他不仅在会上坚持自己的观点，会后也向中央写信申诉。但是得到的回应只有对他更严厉的批评。
医院休养期间，在与病友进行交流时。毛泽东毫不隐讳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表达了对教条主义的反感。
其中的一位病友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在罗明即将出院之前，毛泽东与他做了一次长谈，对其今后的工作进行指导，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
罗明非常认同毛泽东的意见，回到工作岗位后就积极进行部署，并亲自前往那一带开展游击战争。而在那里，他遇到一个无理之人，引来了一场无妄之灾。
那个人就是中央总负责博古。因为环境过于恶劣，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博古一行路过上杭。罗明得知以后立即前往迎接。
博古见到罗明很奇怪：“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博古没有再说什么，只在心里记下了名字。
而等博古到了瑞金，一场反“罗明路线”的狂风平地而起。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闽粤赣省委即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被这场风暴席卷，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曾在赣南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同志被打倒批判。萧劲光被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的典型，一度要判处死刑，最后是开除党籍和军籍，坐了牢。毛泽东的亲属贺子珍、贺敏学、贺怡一个不落都受到打压。
贺怡想不通，到姐姐贺子珍家里来诉苦。毛泽东无能为力：“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
明白了。毛泽东从此闭上了嘴巴，他不再与别人接触、谈话，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那时候他的家“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
但是，人不上门，疟疾又上了门。最严重的时候，连续几天高烧不退，毛泽东实在扛不住，不禁咬牙垂泪道：“天亡我也！”而身边日夜守护的贺子珍只能淌着眼泪安慰、鼓励他。
毛泽东陷入人生中最灰暗的时期。
与历史上的许多突遭厄运的人物一样，毛泽东此时完全被孤立，他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愤怒。早在2000多年前，韩非子就对这种状态进行了归纳，他称之为：孤愤！
“孤愤”就是那头紧跟人生劫难之后出现的妖怪。它的可怕在于：被孤立的感觉会让人否定人生已经走过的道路，或是完全自我怀疑，从此迷失前进的方向，或是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别人，丧失支持反而更加孤立。
而愤怒则让人失去理智，迫切地寻找情绪的出口。有人依赖酒精，藉此麻醉自己。而许多有文才的人则将满腔愤懑诉诸笔端，翻翻中国文学名篇，随处可见作者在倾倒失意与不满。其中还有不少文豪是既好酒又好文，双管齐下双倍发泄。在这个时候，文学才华反而成了他们人生的诅咒，不断宣泄情绪的同时也在丧失心气，在失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再也走不出来。
此时的毛泽东已落入孤愤之中，虽然他不嗜酒却极有文才，如果他与前人一样沉浸于创造失意文字，他的人生辉煌也就到此为止。孤愤的妖怪将满意地合拢巨口，将他完全吞噬。
但毛泽东的伟大最重要就在于精神的强大！他即使遭受了身心的双重折磨，却迅速消除负面的情绪，恢复了头脑的清醒，他猛然认识到：自己并没有完全败！
回顾三次劫难，其实可以看出端倪。
首先，为什么是“罗明路线”？罗明不正是执行的毛泽东的意见吗？为什么不直接叫“毛泽东路线”？既然希望他靠边站，甚至要将他的影响力完全抹去，为什么不撤掉他的苏维埃主席职务？博古到了苏区后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为什么仍将他选为政治局委员？
这一连串的问题后面的答案呼之欲出，因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曾向中共中央来电，严禁对毛泽东采取任何组织措施，只能运用“同志式的影响”。自从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工农武装割据”的做法让国际眼前一亮。毛泽东的名字和事迹，被国际反复提及。国际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共中央，“中国需要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才”。而在1929年传出毛泽东的死讯后，大加叹息的国际发出了一千多字的讣告，评价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对中国同志评价如此之高，让临时中央很感动，却不敢动。
当时的毛泽东不可能知道背后如此多的信息，但他肯定能感觉到其中的不寻常。
其次，支持他的人结构在发生变化。毛泽东一路走来，所取得的胜利依靠的是他超越时代的眼光与思考能力。别人的思考在第一层，他已经在第五层，所以刚开始往往不被理解。但是他的办法对不对，很快在实践中就能得到验证。依靠事实说服人，是毛泽东赢得越来越多同志拥护的根本。
根据地起步时期，毛泽东能靠事实说服的人往往是身边的红军战友，他在上面没人，因此老挨中央批。但是随着苏区越搞越大，中央派的干部越来越多进入苏区，只要是务实的人，都不可能对毛泽东意见的正确性视而不见。许多中央领导，包括留苏派也逐渐接受了他的主张。这其中尤以王稼祥、张闻天最为突出。
王稼祥（左）张闻天（右）
张闻天1933年才来到苏区，此前他站在上海的干岸上，和博古一起看不起毛泽东在苏区搞的土狗刨水。但是一旦进了苏区，亲自下去扑腾了几下，他就明白了：还是老毛厉害！而广昌战役的失败，更让他顿悟：此路走不通，要找毛泽东！
事实胜于雄辩，只要大家认事实，毛泽东就能逆袭。他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
收拾好心情，身体初步恢复之后，毛泽东在这段时期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认真做好政府的每一项工作。正是由于这段时间的积累，不管是后来成立延安的边区政府还是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他对政务的处理已经驾轻就熟。
另一件事是读书。他在打下漳州后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其中就有不少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他一直被攻击不懂理论，利用这段时间他认真地补了课。留苏派此时还不知道，他们成功地逼出了一位中国的马列主义理论家。
两年的实践，两年的沉潜，毛泽东想通了许多东西。这些成就将在长征途中逐渐显露出威力。
红军长征开始之后，毛泽东争取与王稼祥、张闻天编在一个队伍，他们走了一路，谈了一路。王张二人惊讶于毛泽东理论知识的渊博与认识深度，与他们原来理解的只会土办法的毛泽东完全不同，由此刮目相看。他们对党和红军的出路也达成高度一致。
这是毛泽东达成的第一项成就：找到坚定盟友。
之后，毛泽东在行军过程中开始主动出击。在红军进入湘南地区时，他打破了公开场合的长期沉默，两次提出要求停止继续往西，改为向北。按照他的想法此时向北，可以沿着罗霄山脉去往井冈山，甚至进一步可以返回中央苏区。历史将完全是另一个走向，但肯定可以挽回无数牺牲在湘江边的红军将士生命。
但是中央无视了他的意见，紧接着就是湘江惨败。
这场惨败使得博古、李德再也无法独断专行。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与李德进行了激烈争论，王稼祥、张闻天给了他有力支持。这次会议改变了原定的向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贵州进军。
到达贵州黎平，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
轮到毛泽东发言了，他说：斯大林早在1930年就建议中国红军向四川发展，现在看来这个建议很英明。
什么？老毛刚才说的什么？他说的斯大林很英明！
这还是那个一向冷着脸对待苏联经验的毛泽东吗？历经三劫站在人们面前的毛泽东已经变了，政治上变得成熟。过去的他偏重于琢磨事，而现在他同时注意琢磨人，会以更灵活的方法团结更多的同志。
这是毛泽东达成的第二项成就：用魔法打败魔法。
毛泽东的发言大获成功，不仅获得王稼祥、张闻天的继续支持，周恩来等其他同志也热烈响应。大受震撼的博古竟哑口无言。
会议做出决议：进军遵义。
会后，深受鼓舞的王稼祥与张闻天提出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目的就是要把李德、博古轰下来。他们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成为中央的领路人，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毛泽东并不是政治野心家，他一直没有愿望去占据中央的位子。
早在1923年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被选为中央局5名成员之一，同时是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工作。但是他的兴趣转向了下去搞农民运动。
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找他谈话，希望他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这么多年过去，他在地方在军队，从实践中得出了真理，而中央的领导能给予的正确指导反而越来越少，最终导致严重错误。只有他站出来，成为新的领路人，才能给这个党这支军队找到正确的出路。
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只有他才有能力逆转党和军队即将覆亡的宿命。
毛泽东已经准备好。
而在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将使用达成的第三项成就，一击命中，完成对党和军队的终极拯救。